桂阳城汪氏变迁之迷


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记载：“明万历中，州城南汪氏最盛，村居不过百家，皆衣冠士人。”桂阳城汪氏现在还居住在城南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开始寻找桂阳城南汪氏后人的踪迹。我来到桂阳城南汪家桥一带溜达，企图有所发现。
 


汪家桥所在地


把蓉城水口，汪氏成桂阳望族
桂阳古城北枕荆山，南望西水。有一条小溪从城北龙潭发源，这条小溪穿过七里街，又顺南外街流出桂阳城，然后在新寨注入西水，这条小溪就叫龙潭水。龙潭水在流经蔡伦井到桂阳城南蔬菜批发市场一带时，有一座古桥，即汪家桥，因它的旁边多为汪氏聚居而得名，它曾经是城南一带的地标性建筑，“汪家桥”也因此成为这一带地域的代称。康熙桂阳州志记载，汪应璧有《汪家桥记》，说明其修建时间为与汪应璧同期。后来由于修建城市街道的需要，这座桥掩藏在蒙泉路的底下了，它的位置大概就在蔡伦宾馆旁边的小溪上吧。汪家桥的地理位置相对较低，是桂阳城的水口，现在桂阳城的排水系统就是以龙潭水为主干道，大多仍从蔡伦宾馆旁的小溪排往城外。“山管人丁,水管财”，水口的作用就是锁住“生气”。懂得风水的汪氏先人选中了这么一个上等的风水宝地，难怪落居桂阳城南后，汪氏无论在科举仕宦还是在致富两条道路上都迅速成为桂阳城诸姓的榜样，桂阳一代望族由此诞生。




汪氏故地  南外街

从桂阳汪氏宗谱中得知，桂阳汪氏源自姬姓，他们是黄帝轩辕氏后人。因姬满有功于鲁，为上大夫，受封为颍川侯，食采于“汪”地，人称汪侯，颖川侯姬满为汪氏得姓始祖。南宋淳祐六年(1246)，安徽六安人汪立信登进士第，得授知桐城县判，后任兵部尚书、荆湖安抚制置使，汪氏后人始定居湖南。汪丰一于元朝由长沙迁茶陵。洪武二年（1369），茶陵卫兵汪发可因湖广兵部勘合诸卫军调入桂阳。发可为弓箭队，属百户黎崇总旗贺鉴帐下，居城南集仙坊。因其防护无失、勇冠三军，极见信用。汪发可后来在桂阳南乡东岗岭大埠头（即现在的大溪村）置田产，定居下来，这是汪氏至桂阳之始。集仙坊就在现在桂阳城一市场南外街一带。

汪发可之子汪同盟既精于黄老堪舆之术，又效法陶朱猗顿（指古时最会做生意的范蠡等人），家渐富，积秋粮九十担有零。设寄庄两处，建一庄园于南隅王伟下，建一庄园于金三乡曹武立下，两寄庄历两百余年始终为汪氏所有。汪氏一直以来就有好善乐施的传统，只要乡党邻里有贫困者，汪同盟必定周济之。永乐二年（1404），汪同盟将其祖小六之坟从茶陵迁葬桂阳城北黄沙坪水圳头五雷击鼓形。依托田土庄园，兼以经商发家致富成为桂阳汪氏的立家之道，典型代表如清末汪德田富为南乡之冠，同时其兴贤助学、行善积德的故事流传至今。上等的风水宝地，好善乐施的立身智慧奠定了桂阳汪氏几百年的兴旺发达。




南外街航拍图


桂阳汪氏人才之盛从汪应璧、汪楫父子登科第而可见一斑。汪应璧，字蒲池。明嘉靖时与陈尚伊、何佃同举于乡，皆砥节励行，有闻于时。补开化知县，应璧在浙江东僻远小县，清静为政，甚得民和，后急流勇退，甘居林下二十余年。儿子汪楫（谱名汪海楫），字济卿，性孝友。当应璧赴部谒选时，汪楫侍奉年迈有病的祖母留居桂阳，每天小心谨慎地侍候祖母。及父亲远赴浙江官所，汪楫读书于衡阳，以文名补学廪生，屡试不举。听说刘生通晓《春秋》，走赣州迎刘生至桂阳。刘生年二十，汪楫四十，汪楫竟北面称弟子。在刘生的指点下，发愤学习，遇到无法理解的地方，汪楫会急得血溅篇端，经过六年努力而通晓了《左氏传》，最终获得乡试第一名。汪楫自言为苏轼后身，故号“是坡”，其作品有《是坡草》六卷。
之后桂阳城汪氏人才辈出，除应璧父子外，桂阳汪氏接连出了汪栋、汪洋泽、汪千仞诸贡生，廪庠生则不胜数，所以州志上说，“村居不过百家，皆衣冠士人。”那时能有贡生之名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汪氏诸贡大多获得各种杂官杂吏，以至有了“官多”之名，桂阳城曾流传“黄氏晒银子、汪氏晒顶子”的说法。这时人们对汪氏村不再叫汪家桥，而发自内心的称之为“文盛桥”。
 


      南塔岭（今为城南完小）


历两大灾难，汪族见证桂阳历史变迁
汪氏在明中后期获得了空前的声誉，据说凡是到桂阳为官者，首先要到汪氏户老中拜码头。可是有个州牧偏不信邪，他要打破这个惯例，到任桂阳后偏不见汪氏户老。一天，一个汪氏后生到官府击鼓告状。州牧升堂后问他：“你告什么状？”后生回答：“我丢了茶树棒。”州牧见来者只想找碴，就不想理睬汪氏后生，伸腿把后生一脚踢开，想不到却把靴子给踢掉了。后生捡起靴子扭头就走，来到衡州府衙，告桂阳州牧怠慢民众，不理政务。后该州牧被调致偏远之地。
人们对汪氏的迅速崛起很是担心，有个风水先生给州官出了个主意，说，汪氏村后的小山从风水角度看是凤凰展翅形，是一种典型的人丁兴旺的格局，要在山顶上建一浮屠方能镇住汪氏的兴起。州官深以为然，马不停蹄，很快就把浮屠建好了，该浮屠称之为雁塔，民间叫南塔，该山于是有了雁塔山之名。当然这只是汪氏后人的传说，康熙桂阳州志记载，“州治南南城岭文峰塔，明嘉间知州林垠建”。传说中的州官是否就是明朝桂阳知州林垠，那就不得而知了。谁知雁塔建好后不久，汪氏的灾难就来了，准确地说是整个桂阳城的灾难就来临了。
明崇祯戊寅（1638）之秋，李自成部将郝摇旗从衡州掠桂阳，屠桂阳城。学正周之达、州判殷尚声拒不从贼，惨遭杀害。在城被攻破，守城将士几近覆灭的情况下，守官誓与州城共存亡，最后关头父子俱自杀。桂阳汪氏自然逃脱不了这一灾难，在抵抗郝摇旗部的入侵中，汪洋、汪千伟等先后被害，汪洋妻夏氏、汪千伟妻徐氏等为免受侮辱，饮药殉夫。全城被杀者一万多人，州城被烧杀抢掠一空，大部分建筑被毁，城中死者相枕，白骨成丘，城市由是成为废墟。适逢州境大饥，米一斗数金，百姓四处逃散，这是桂阳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劫难。庠生邓仁声、州民钱文然、阳嗣徤倡议掩埋尸体，清朝桂阳第一代州守李亨派人收敛死者，聚其尸骨，集中安葬在城南扑船岭，称之为万人塚。
汪氏因相对富有，其民居是州城中较好的，受毁损也最严重。从桂阳州城中侥幸逃出来的汪氏有洋澄、洋泗、洋淮、洋源、洋泰五兄弟等。他们先出居南乡马头坊，后洋澄迁居潭沙头。洋泗、洋源迁居新屋场，洋泰出居南乡土墙背，几代后又有汪氏分居桃田窝、郴县南溪大禾洞等地，从此桂阳汪氏避居乡下。
从清朝康熙年起，陆续有汪氏回城。桂阳汪氏汲取了郝摇旗之祸的教训，他们主要还是居住在农村，回城只是置办产业，建造店铺，把它们出租给生意人。康熙朝起，桂阳矿业迅速扩张带动了商业的发展，汪氏铺面也也迅速发展起来，据传汪氏铺面最多时达72间，这72间铺面多在南外街一带。汪氏人很有创新精神，不拘泥于农业为本，而是农商兼重，所以造就了很多大户，清光绪年间的汪德田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其田产遍及桂阳南乡、临武、郴县、蓝山四县。然而汪氏读书风气则再也没能回到从前，在城常住的汪姓人口也非常的少。
咸丰二年（1852），桂阳城迎来了它的第二次灾难。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兵，自宁远过蓝山、掠嘉禾，破桂阳州城。为了笼络人心，洪秀全军非官吏不杀，对百姓极其的尊敬，以诱惑党徒。洪军未至城，知州李启诏走避村野，出走时，带洋钱数百枚，一路抛洒，以止追者。逃至樟树墟，墟民正在赛神歌舞，忽一人大呼“贼至矣！”启诏受惊，怕人谋杀，投水而死。虽说洪军没有像郝摇旗那样屠城，然而，因其信仰拜上帝教，排斥其它宗教，桂阳城所有神祠都被付之一炬，一把火把桂阳城烧了个精光。州公署被烧毁一半，在常清观附近的汪氏店铺几乎全被烧毁殆尽。闻总兵和春率兵追袭将至，洪军杨秀清认为城不可守，留三日乃去。之后太平军多次袭扰桂阳，及至同治年间，汪氏人才逐渐恢复自己的产业，当然，在这场大火后，汪氏产业又进一步缩小。
在桂阳汪氏宗谱中我们还看到了民国时期汪氏收地租铺面的书契。该书契记载：“桂阳县南门外左旁菜墟坪，逐年地租钱四千八百文；自墟坪面北起至常清观山门止一连三间，又自山门面北大路东三面一连四间，每间收地租钱一千六百文；又山门四对面大路面南一连两间，每间收地租钱四百文以上。以上每年十二月十六日收，南门外菜墟坪面南马坊地租钱八百文，逐年清明收。”从这个书契可以看出，到民国时期，汪氏在城的产业还有十多间以上。
新中国成立后，随即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在城产业尽收归国有。桂阳城南本有汪氏一席之地，但现在要找到汪氏原住民真的比登天还难。汪家桥一带是桂阳县城除七里街外保留古民居最多的区域，这里聚居着大量的小商贩，我逐一打听，终于打探到唯一仍然居住在汪家桥一带的汪氏后人——汪建中，汪建中一家的存在，似乎在见证着什么。




盐行街古井
 
几易其名，诸葛庵为桂阳增添历史文化元素
说武侯祠之前，先得说说常清观，因为它们都与桂阳汪氏紧密相关。在桂阳城众多著名寺观之中，祭祀老子的常清观在明清时期最为出名。常清观地点在今城南完小大门前的马路处，当时古木参天，正殿神像供列两旁，飞檐斗拱，规制极其宏伟。侧厅有客房作公馆，供到州城赶考的学子住宿。另一侧则有雷坛一座作道人法屋，是那种半敞开式的建筑。每当试考期间，州中学子都到这里来吟诗作对，取得片刻休整，称这里是诫嚣尘、涤烦释闷之胜境，久久不忍离去。桂阳汪氏宗谱记载，常清观为汪氏祖业。桂阳汪氏第一代祖发可公好修善果，因其将家居地址施出，建常清观之正殿。观虽募化造成，但其侧厅房以及雷坛实皆发可公独力修造。发可公因为这一贡献而由军籍改为本地户口，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成了地地道道的桂阳人。
咸丰年间，太平军窜入桂阳城，桂阳城所有神祠都被付之一炬，常清观自然无法幸免。同治十二年，汪氏后人近聪、行恕等毅然以合族之力，鸠工饬材，修造了侧厅客房。光绪八年，在汪氏后人德田、德休的倡导下，又同心协力，再兴土木，把雷坛修复峻工。
汪氏后人秉承了发可公好修善果的传统。汪同盟长子汪源海，字黑护，承父亲富饶之业，客性好施，慷慨大方，能救人之急，对待父母兄弟也极孝友。源海公崇信佛教，建庵于村南小丘之上（今鹿峰学校处），名曰镇南庵。正殿上如来观音，两边诸天罗汉、诸佛菩萨，辉煌耀目，交游士人徘徊庵内，流连忘返，竞相说道：“此地灵秀所钟，风景宜人，南阳诸葛之庐，西蜀子云之亭不过如此。”在镇南庵诸佛菩萨的护佑下，桂阳汪氏生齿日繁、建造日多、人文辈出。




汪家桥一带


有好事者说，观史籍所载，诸葛武侯曾以军师中郎将督桂阳，何不以武侯神主镇乎其内。如今庵院多树关公神像，今以武侯神主置内有何不可？有人反对说，当时诸葛亮住临蒸，未闻亲到桂阳，只听说顺平侯有领桂阳太守之文。一位老者说，桂阳自古长幼相传，谓亮同至，真要考个究竟恐怕很难了。汪族父老听说如此，一例赞成，此庵遂称为诸葛庵，庵内从此供奉诸葛武侯神像，建庵小丘也附会而名曰诸葛墩，也叫侯憩山。
明崇贞末年，郝摇旗屠桂阳城，一把火，大部分建筑成为焦土，诸葛庵仅存右边厢房一座，其状惨不忍睹，之后诸葛庵颓败二百余年。汪氏族人商议，供奉香火怎么能从此消失？光绪十三年，桂阳知州陈国仲倡议重修城西赵子龙庙。汪族户老德休、德田、仁灿等商议，诸葛与子龙同至桂阳，今子龙庙已鼎新，而诸葛庵依旧圯毁，无以慰诸葛在天之灵。诸葛旧庵本为汪姓私地，亦当汪姓改造，来往州城亦汪姓寄寓之便。合族欣然应允，于是兴其旧制，恢复其规模，易其名曰武侯祠，这就是武侯祠的由来。
可是时世纷乱，人心离散，游食无赖之徒往往栖居祠内，损其门扉，败其窗户，楼板案几都归乌有。汪族之人为此忧心忡忡，恐怕前功尽废，不能保其先祖之业。于是驱逐无赖之徒，损败者复加修整，派专人看守管理，易其名曰椿公祠，而武侯神照旧居其内。以私人名义易其名目，游食无赖之徒从此不敢强行居住其内。不管祠名如何变化，人们都习惯了叫它为诸葛庵。诸葛庵几易其名的故事出自于桂阳汪氏宗谱《椿公祠记》，基本可信。
诸葛墩或者说侯憩山，只是附属在南塔岭旁边的一个极小的小山丘，它不及南塔岭一半那么高，位于鹿峰学校的这个小山丘现在已经不见了，可以判断它真的是太小了，根本无法满足军师中郎将诸葛亮窥视整个蓉城，了解敌我军事部署的需要。诸葛庵的造设也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三国演义》所塑造的智慧化身诸葛亮之敬仰的需要。桂阳汪氏宗谱清楚写道：“武侯唯汉室是匡，联吴拒魏，谬传躬至，永矢不忘……”，一个“谬”字道出了真相。虽说如此，但汪氏这一历明清民国三代的建筑确实为桂阳增添了不少的历史文化元素。上世纪五十年代，诸葛庵被拆毁。




汪氏古村潭沙村汪氏宗祠


图/至阳 陈焕仁 雷云  文/张日生